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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古代丝织业浅述  

2010-10-15 09:58: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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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古代丝织业浅述

      商大民

 苏州古代诸多手工产业在国内乃至世界居于领先的地位。其中,以丝织业为最。

 苏州古代丝织业及产品的演变

 1958,苏浙交界吴兴钱山漾遗址中,曾发现家蚕丝带和绢片,经鉴定属距今约4700年的新石器时代,被考古学者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实物。织制家蚕丝带和绢片的丝纤维,截面积为40平方微米,丝素截面呈钝三角形,全部属家蚕丝。丝带由十股编织而成,每股单丝三根。绢片为平纹组织,长2.4公分,宽1公分,呈黄褐色,尚未碳化,但已变质,表面细致、平整、光洁。织物密度为经密每公分52.7根、纬密每公分48根。经纬向丝线至少是由20多个蚕茧缫制而成,没有加捻。表明至少在4700年前,太湖流域已有被誉为“世界上原始农业时期最伟大创造”的养蚕、取丝、织。后在苏州吴江的梅堰,又出土了4000年前的大批纺轮和骨针,以及带有丝绞纹和蚕纹的陶,这都说明苏州古代的先辈很早就掌握了养蚕纺丝的技术,太湖流域应为世界蚕桑丝绸主要发源地之一。

夏代(公元前21--16世纪),苏州属扬州管辖,上贡的丝织品称为织贝。贝是一种锦的名称,是在织成之前先染成色丝,再按照贝的花纹织出美丽的锦帛。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除发展麻纺织业外,还生产丝、帛、罗、纱等。吴国公子季扎到中原各国观礼时,曾将吴国所产的缟带赠给郑相国子产。缟是细密素白的生丝平纹生绢织物,一般经、纬密度相差不大。当时吴国还生产绫,称为吴绫。绫是一种在斜纹或变化斜纹地组织上起斜纹花的丝织品,运用不同斜纹组织作花地,互相衬托出花纹,使花型若隐若现,转侧引人,显出特有的冰凌纹。吴绫与楚绢、蜀锦、齐纨、鲁缟齐名。公元前551年,叔向聘吴“吴人饰舟以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所谓绣衣、锦衣都是丝绸缝制、刺绣和织锦衣服。
据史书记载,吴楚两国还因争桑发生了“争桑之战”:“吴所以相攻者……初:楚之边邑胛梁之女,与吴边邑处女蚕,争界上之桑,二家相攻,吴国不胜,遂更相成,灭吴之边邑。吴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由于民间争桑,竟导致了两国交战,可见蚕桑生产在当时经济上的重要地位。苏州至今还保存着与吴国丝绸遗址有关的地名,如:织里,为吴王宫廷织造锦绸的场所,今位于城内道前街之司前街口织里桥,今讹为吉利桥;锦帆泾,春秋时为子城护城河,为今人民路西侧憩桥巷至香花桥段,现人民路东侧干将路与十梓街间第一条通道仍名为“锦帆路”

战国时,苏州为楚国一大都会,织制纱罗较普遍。罗是用绞经的方法织成的轻薄网孔织物,又称纱罗。汉代,苏州所产的绫亦负有盛名。三国时期的东吴,丝绸已被视作“赡军足国”的重要物资。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大量北人南迁,原在山东、河南一带中原地区的中国蚕桑丝绸生产中心,不断向南移动;同时丝织手工业由亦耕亦织的农家分化出来,进入郡城,专业织造,江南的丝绸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固守江东的孙权曾专门颁布“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的诏令。晋左思《吴都赋》中有:“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的描述,就是当时吴地丝织精美的真实写照。西晋光熙元年(306)和永嘉四年(310),日本两次派人来吴,聘请养蚕、刺绣、织锦的匠师去日本传授技艺。

隋唐时,苏州属江南东道,丝绸贡品数量最多,有丝葛、丝绵、八蚕丝、绯绫。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千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当时有“蜀桑万亩,吴蚕万机”的说法,形容长江流域蚕桑纺织业的发达。唐代苏州所产的绫,花色繁多,琳琅满目,更盛极一时,曾产彩色绫锦、绫绢等,方丈绫被列为苏州的贡品。

宋代,苏州宋锦始成名宋锦发源于苏州,故称之为“苏州宋锦”。而宋锦的历史可追溯至隋唐,它是在隋唐织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高宗为满足当时宫廷服饰及书画装裱所需,大力推广宋锦,并专门在苏州设立了造作局。苏州宋锦,色泽华丽,图案精致,质地坚柔,有中国“锦绣之冠”之美称。它与南京云锦四川蜀锦一起,被誉为我国的三大名锦。明清以后织出的宋锦,被称为“仿古宋锦”或“宋式锦”,统称“宋锦”。

同为宋代而起源于宋锦的织锦缎,苏州古老、著名的传统绸缎品种之一,以“锦绣山河”之意命名。直至近现代,织锦缎始终是苏州丝织业最主要的熟织锦缎类品种苏州产织锦缎以图案雅洁、织造精细、质地细腻而著称于世。织锦缎由“四艳缎”与“古香缎”演变而来,其历史可追溯至隋唐的织锦,以缎纺为地组织,纬密更大。苏州产织绵缎被列为宋代及之后历代的贡品,并与古香缎称为“姐妹缎”,在海外则誉为“苏州缎”。苏缎曾与杭罗、云锦被称为东南三大丝绸名产。

宋代苏州所产“石湖巾”为当时著名的丝织物,以此命名的巾子巷,在现今的因果巷与大井巷之间。孙织纱巷为宋代生产纱罗的地方,此巷即为现今的嘉余坊。

源于西域与北方地区的缂丝,是中国最传统的一种挑经显纬的欣赏装饰性丝织品,采用“通经断纬”的织法。宋元以来缂丝一直是皇家御用织物之一。南宋时,苏州缂丝初具规模。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落款为“长周朱良栋制”的明代《瑶池献寿图》和落款为“吴门吴圻制”的明代《沈周.蟠桃仙》,均为现存早期的苏州缂丝精品。明代至清,缂丝作为苏州民间手工艺中的绝技和主要产地而盛名全国。缂丝素以制作精良、浑朴高雅、艳中且秀等特点著称于世。古有“一寸缂丝一寸金”和“织中之圣”的美称。

元代时,有名的苏杭五色缎行销国外。苏州盘门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大批随葬的锦、缎、绸、绫、绢等衣服。有保存完好且工艺精美的织锦缎被、提花龙凤衣带、绣花鞋、正反缎、云龙纹及各色花纹袍袄裙等丝织品。元时苏州还大量生产织金锦织金锦是把金线织入锦中而形成特殊光泽效果的锦缎织物,花纹多种多样。元代苏州城内有新罗巷现今古市巷与装驾桥巷之间及孙织纱巷等生产纱罗的地方。

明代苏州丝织业极为繁盛。其时仅有官府织造已远远不敷,城内的民间机户如雨后春笋,还兴起了一批主要专事丝织的周边市镇,如盛泽、震泽等。

在北京定陵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陈列的明代丝绸产品中,每匹绸缎的段首都有封签,上面印着织造年月、织品名称、尺寸、委官及机织工匠的姓名,这类丝绸产品大部分都产自苏州。由苏州生产、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代皇室所用绸缎实物有:浅豆沙五彩串枝梅蝶锦(1567-1644)、浅豆沙团龙麒麟天华锦(1368-1435)。现藏于苏州博物馆的明代苏州所生产的绸缎实物有:云缎(大朵如意纹)、暗花缎(暗花云朵、锁纹地如意云)、暗花缎(字地连云纹)。现藏于苏州丝绸博物馆的明代苏州所生产的绸缎实物有:彩色挖金妆花缎、花累缎、织金缎、宋锦等。北京慈因寺发现明代万历年间苏州织造的四件锦缎等。苏州虎丘新庄的王锡爵墓,出土有苏州织造的忠靖冠服、织银锦帛、龙纹缂丝等。

清代苏州的丝织品,除宋锦、缂丝、龙袍等类外,主要还有漳缎、织金、闪缎、妆花缎、摹本缎、贡缎、天鹅绒、高丽纱、花素累缎、陀罗经被、百子被面等,工艺技术均较高,畅销国内外,外销约占60%,销往朝鲜、安南、缅甸、印度等国家。康熙元年(1662),苏州丝织业在福建所产漳绒和南京所产云锦的基础上,按漳绒的织造、云锦的花纹图案,首创出一种既是贡缎底子,又是云锦花纹,并将绒毛织成的花纹图案成为缎地绒花的独具风格的提花丝绒产品,取名漳缎。漳缎精致典雅、紫姹红嫣,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首都十大建筑内所有的沙发,均用苏州新光丝绒厂所产的漳缎作为装饰用绸缎苏州生产、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皇室所用绸缎实物有30多件(片),包括:织金绸、妆花缎、天华锦、冰梅锦、龙袍、天鹅绒、朵花锦、巨纹锦、球花锦、杂花锦、杂宝锦、蝶锦、花蝶锦、龙锦、寿字锦、葡萄锦、花累锦、曲水锦、花缎、织金锦、蛇皮锦闪缎等。

 苏州古代丝织业若干特点之浅见

 特点之一:苏州古代丝织手工业的行会制度,是国内发展最为成熟的行会制度之一。

行会制度是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苏州是中国行会制度发展最早并最为成熟的城市之一,其中,尤以苏州丝织手工业行会的历史最为悠久,特点最为鲜明,作用最为显著。

北宋之后,苏州逐渐成为全国丝绸生产和贸易中心之一。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初,苏州丝织业同行在祥符寺巷内建立“机圣庙”(一名轩辕宫),为行会组织的雏形。明万历初,里绅章焕、王天爵、顾豫重建;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机业孙辅成、王瑞生等集资重建;乾隆五十七年(1792),里人毛永昌等再建,庙中主祀黄帝及先蚕圣母西陵氏,附祀云机仙圣佰余(始作机杼)等;清同治年间又重修,时占地1.52亩,亦称先机道院,为后云锦公所原址。

元代贞元元年(1295),在元妙观内设立吴郡机业公所。明英宗正统年间(1435-1449)拆玄妙观内三茅殿基,在东通道东侧建机房殿,为苏州丝织机业的正式行会组织。机匠向机户揽织,后发展至乡匠揽机织造,概向机房殿书立承揽,交户收执,并征收织机月捐,名曰“机捐”。

据《吴门表隐》记载,清代在顾亭桥南(宋孝子顾亭居此,后建桥),织工曾在此建吴郡机业公所,为同业集会之所。清道光二年(1822),由“丝织、宋锦、纱缎业合建”在祥符寺巷的云锦公所,已逐渐由苏州丝织业的全行业组织向纱缎庄“帐房”的同业组织演变,即由一个旧式的行会组织,向资产阶级的同业团体转化,具备了中国早期资本家同业组织雏形的特征,这在国内属领先。后揽织机户和机匠从云锦公所中分化出来,在乔司空巷24设立霞章公所,即为之后的丝织产业工会之基础。

正是由于苏州丝织业行会组织的充分发展和成熟,进入近代后,以苏州丝织业为主体的苏州商务总会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成为国内最著名的八大商会之一。苏州商会组织系统严密,领导层稳定,并直接控制着一支拥有千余条枪支的准武装组织—商团,建立了一种遍布全市的基层街道组织—市民公社,把自己的势力影响,渗透到了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

特点之二:苏州古代民间丝织业是国内最早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业之一。

明清时期,苏州“日出万绸,衣被天下”,被誉为“丝绸之府”。据乾隆《长洲县志》载:苏州“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康熙四十一年(1702苏州石恒茂英记纱缎庄开设,为国内最早开设的纱缎庄。之后,一批批纱缎庄开设。纱缎庄向机户放料加工,可视为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形态。

据记载,乾隆三十五到四十五年间(1770--1780),苏州的民间手工业织机已发展到一万数千,从业人员接近当时苏州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另据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调查,光绪二十五年(1899时,苏州“‘帐房’大者有一百余户(资本十万元以上),中者有五百余户(资本一万元以上),小者有六百余户(资本二三千元)”。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明代“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的织工,则每日“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速,此辈衣食无所矣”。 清《吴门表隐》记载的织工立桥聚会待雇处有所增加:“花桥,每日黎明,花缎织工群集于此;素缎织工聚白蚬桥;纱缎织工聚广化寺桥;锦缎织工聚金狮子桥”,“每桥有‘行头’分遣,左右为利”(行头指封建行会把头)。

我们可以作一想象:明末清初,在苏州城东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大致为现今平江区在古城内的东北部,在几十条纵横交错的街巷中,有数以千计的丝织手工作坊散落其间,有数以万计的计工受值的雇用劳工日夜辛苦劳作,并在若干个水巷交汇的古桥上,形成了招雇劳动力的市场。像这样区域如此之广、分工如此之细、规模如此之大的丝绸集中产地,用现代时髦的语言,称之为“苏州平江丝织工业园区”,亦未尚不可。并且,这应该是苏州乃至国内最早的“工业园区”。正是在这个“工业园区”里,蕴育、产生出了国内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同时可以推断,苏州出现“平江丝织工业园区”,至少与英国的工业革命为同一时期,或许还要更早些。当然,16世纪至18世纪产生于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工业革命,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而中国为何未能同步,这有待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继续研讨。

特点之三:在苏州古代民间丝织业中,产生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以机匠为主体的新的市民阶层。

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瓦解,苏州产生了以机匠为主体的新的市民阶层,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据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调查,光绪二十五年(1899时,苏州民间丝织业“机额总数约达有一万五千座”,“从事机织者二万人,拈织丝、再缫生丝(即从事板经拍丝者)二万人,缲竖横织丝(即掉经掉纬者)三万人,其余经行、丝行、染坊、炼绢坊、制机具工各种分业者,亦二万余人,而‘帐房’里头亦一万人”。粗略合计,苏州民间丝织业的从业者已超十万人,无疑成为苏州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明代宦官孙隆监督苏杭织造,对机户和牙行大肆增税剥削,引起苏州机匠的大规模反抗。尊称为葛贤、葛将军的苏州织工葛成,领导以丝织工人为主体的苏州市民,开展了一场反税监的武力争斗。这是我国织工最早的一次斗争,被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称为“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驱者”“在1601年第一次起而斗争”。

后在明代天启年间,时任苏杭织造的宦官李实,在魏忠贤的授意下,上疏奏劾周顺昌等七位正派的官员,引起苏州机匠和商人不满,罢织罢市为周顺昌等请命,颜佩韦等五位义士率众市民暴动,最后慷慨就义。苏州山塘街有安葬五位义士的“五人墓”和“葛贤墓”。

清雍正年间,苏州一带丝织机匠反对剥削,联合进行罢工斗争,时称“齐行叫歇”。苏州府所属长洲县及无锡县作坊主联名奏请镇压,雍正十二年(1734),苏州府、县官署为此立《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简称为“禁叫歇碑”。碑高1.08米,宽0.55米,是资方利用官府势力禁止织工罢工的事实,是研究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资料,反映了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劳资双方的矛盾、妥协和斗争。史界称此碑为国内最早的反映手工业者罢工的史料实物。碑原立于玄妙观机房殿内, 195512月经史学家柴德赓教授(1908-1970)勘访,揭示其重要价值,后被中国历史博物馆选为“通史”陈列展品。此碑现藏于苏州碑刻博物馆

苏州丝织机匠不屈的抗争精神,从古代一直广为发扬至近代。如民国16年(19279月底,苏州华阳桥附近的三星绸厂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关闭工厂出卖机器举行罢工。101日有36家织绸厂的工人罢工声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题为《苏州铁机工潮之悲愤》的文章,为斗争指明方向。这次斗争历时53天并取得胜利。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我国丝织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

特点之四:古代在苏州专门设立官府织造和管理机构,成为特殊的产业经济现象。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春秋吴国及宋、元、明、清的历代皇室,均在苏州设专门的官府手工业工场和机构,进行丝绸生产及管理。如:

春秋时期,吴国宫廷设织里,生产缟、锦、罗、缯等丝织品。据考证,织里位于今苏州城内道前街之司前街口今吉利桥一带吉利桥为织里桥讹传。

造作局是宋朝在苏州设立的织造官府。据《宋史·记事本末》载,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春三月“命宦者童贯置局于苏、杭造作器用”,“崇宁五年二月置‘应奉司’,‘苏杭造作局’”。宋代《平江图》刻有造作局的位置,在苏州城子城内的西北角,大致在今苏州公园的西北角南宋建炎元年(1127宋室南迁后,设官营的苏州、杭州、成都三地织锦院,号称国内三大丝织中心,每处雇用工匠多达数千人。时宋锦、缂丝、刺绣等产品闻名于世。

元代苏州织造官府建于至正年间(1341-1368),地址在今五卅路南端与乌鹊桥路平直小学间,由宋提刑司改建。《元史·食货志》记载,元在全国各地设有16所染织提举司,中央由工部总管,还在各地设毡局、绣局、罗局、纹锦总院、纳石失局、杭州织染局、建康织染局、苏州织造局等,遣官督理。

明代洪武元年(1368),苏州设染织局。据明《姑苏志》记载,明代苏州染织局置于长洲县天心桥东(今北局人民商场一带),有织机173张,机工667名。明苏州染织局主要生产宋式锦,也生产属御用的珍贵织品如织金、妆花类的云锦织品。织制不计成本,所用金线和孔雀羽等材料,很多由内务府从境外采购。明苏州染织局历时259年。

清顺治三年(l646),在葑门带城桥下塘改建织造局,又在明织染局旧址重建织染局。康熙十三年(1674),总织局始为织造衙门,西有行宫,清圣祖玄烨和清高宗弘历都六次南巡到苏州,苏州织造府行宫均为“南巡驻跸之所”。据记载,清苏州织造局占地约六十亩,行宫在织造局西部,有正寝宫、后寝宫、御膳房、御茶房、古戏台以及佛堂等。康熙二十九年(1690),内务部广储司郎中曹寅出任苏州织造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后由畅春苑总管李煦接任至雍正元年(1723)。曹寅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李煦系曹寅之妻兄。清代织造府设织造一职为五品官,为皇帝督造和采办绸缎,还随时密奏地方各种情况,为皇帝之耳目。曹、李两家均为清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人。曹寅母亲孙氏和李煦母亲文氏都曾做康熙幼年时的保姆。清苏州织造局在顺治四年(1647)设机达800张,机匠达2330名,在清代四处(北京、江宁、苏州、杭州)的官府织造局中,设机为最多。官府织造的产品分为上用和官用两种,除织造各式龙袍、莽袍、补子、缎匹、宫绸等以外,还有各种临时差派,如皇帝大婚、皇太后万寿贡、端午贡等,数额极为庞大。官机如应接不暇,往往将缎纱工料下发民间,由民间机户承造,因此又促使苏州城乡丝织手工业作坊大量设立,民间织造的规模渐趋扩大。咸丰十年(1860)苏州总织局毁于兵燹。同治十年(1871)重建,光绪三十二年(1906)结束。清代苏州官府织造历时261年。现存留的遗迹主要有大门、仪门、石狮、多祉轩,并存有清顺治《织造经制记》及乾隆、同治年间的修建碑记等,还包括以瑞云峰为中心的行宫遗址在内,是江南三织造中现存遗迹最多的一处。清苏州织造府遗址今为孔付司巷的苏州市第十中学。

苏州古代丝织业,真可谓积淀深厚。它除了已经大量地被记载在档案典籍之中外,至今在苏州,仍然能够清晰地触摸或感受到与古代丝织业相关的各个时期的一批历史遗迹、遗址、遗物。据国内创办最早的专业丝绸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在2006的调查考证,苏州城内至少还留存着与苏州古代丝绸生产有关的场所、街、坊、巷、桥、官府织局、丝织工场、碑刻等百余处,这在世界丝绸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今,在苏州丝绸博物馆、中国苏绣艺术博物馆及苏州博物馆内,仍能鉴赏到一些苏州古代丝织业织制的绸缎和复制品。这些苏州古代丝织业的历史遗迹、遗址、遗物,同样是苏州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是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承载着苏州古代丝织业和有2500多年历史的苏州古城曾经的辉煌和荣耀。

苏州古代丝织业在进入近、现代后,逐渐演变为现代化的大生产,形成了包括缫丝、织造、印染、服饰乃至科研、教育等在内的极为完整的苏州丝绸产业链,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近150年的时间里,仍然持续不断地闪烁着令世人惊叹的光彩。然而,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极短的时间内,位于古城区内及周边的全部苏州丝绸产业,包括与长达数千年历史的古代丝织业有着密切传承关系的传统绸缎织制产业,在瞬间几乎都全部退出、消亡。这一现象,颇值得研究。有关这一段近现代苏州丝织业的历史,待以后再细述。

以上是本人在苏州丝绸业30耳闻目染之后,对苏州古代丝织业的肤浅之述,不吝赐教。

201010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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