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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近代丝织业浅述  

2010-10-23 19:33: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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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近代丝织业浅述

      商大民

 清道光二十年(1840),为中国近代历史起始之年,时苏州丝织木机达一万二千台。后因“洋货”倾销,遭受打击,织机一度减少。道光中叶即恢复,织机又增至一万二千台。此时,“苏垣东半城几全为丝织业所聚户,万户机抒,彻夜不辍,产量之丰,无与伦比,四方客商,麇集于此,乎居全国丝织业之重心”,“其所关联的职工,实不下十万余人”。苏州曾选派各类机织技工百余人进京,到慈禧诏令所设的绮花馆做工。但是,在之后的近百年时间里,有着几千年积淀的苏州丝织业,虽力求变革图新,但多次遭受劫难,是谓风雨交加,跌宕起伏。

 近代纱缎庄

在民国之前苏州丝织业70年中的曲折历程中,纱缎庄业“帐房”的几度兴衰,顺势应变,顽强生存,实为一大特点

自宋以后,官府织造往往不敷供京城之差货,只得向民间派造,致使民间织造日益壮大。明中期以后,民间织造始有“机户”与“机工”之别,“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机户”在竞争中出现分化,逐渐产生出一批大中“机户”,明末清初,开始萌生出具有资本购储丝经、散发机工承揽包织成货的纱缎庄,俗名“帐房”。据民国初年江苏省实业司关于苏州丝织业“帐房”的调查资料(代织机匠在25人以下的中小帐房并未计算在内),苏州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38年间,开设“帐房”11家;鸦片战争后的10余年间,新开4家;同治三年(1864)-- 光绪十九年(189330年间,新开设15家;光绪二十一年(1895--民国元年(191217年间,新开设27家。与鸦片战争前138年间的11家相比,近代起始之后的70余年间,新开设的代织机匠在25人以上的“帐房”就达46家,且一般规模都较大,实力都较强。时被称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纱缎庄--李宏兴纱缎庄,木机总数达1120台,年织花素缎纱达4000匹以上。

同治之后,因苏州纱缎业帐房数量增加,需要有调节本业内部矛盾和对外进行交涉的机构,故在同治十三年1874重建云锦公所,但其性质已发生变化,已由原来的苏州丝织业的全行业组织,向纱缎庄帐房的同业组织演变,其宗旨仅为永保纱缎业,维护纱缎庄帐房的利益。其后,机匠一帮设立霞章公所,揽织机户和机匠开始从云锦公所中分化出来。重建的云锦公所在祥符寺中,购地建屋起造,建筑费用大都由纱缎业中各庄主集资捐助,从集会议事场所的规模和气派,显示出苏州纱缎业帐房”当时的实力。然而在50多年之后的民国19年(1930随着国民政府制订的《工商业同业公会法》及《施行细则》颁布,传统色彩浓厚的云锦公所的名称终于难以续用,改组定名为吴县纱缎庄业同业公会

纱缎业帐房”也是推动清末苏州商务总会成立的主要力量之一。苏州商务总会包括41个行业或行帮,第一届16名议董中,纱缎业帐房主就有3名。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三年(1912),先后有6纱缎业帐房主担任过前六届商务总会议董的职务,可见其在商务总会领导层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纱缎业帐房经济力量的膨胀,纱缎业帐房主在政治上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同时在清末的70余年间,为“帐房”代织的“男女工徒人数”即“机工”,亦1840人增至7681人,纱缎产量由7372匹增至3.09万匹,产值由21.7万元增至86.6万元。

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义和团运动,使苏州纱缎由盛转衰。光绪二十六年(1900)与宣统元年(1909),日、俄分别增加进口税率,致使纱缎出口受挫,出口仅剩朝鲜一地。至清末的宣统三年(1911),织机减至七千台。辛亥革命之后,约占苏州纱缎业全部产量百分之二十的供京城之差货,全部告绝,且又受民间“剪发”、“易服”、盛行毛织品等影响,苏州纱缎日趋衰落,织机仅剩四千余台。其中“易服”之举因事关绸缎的销路和数万职工的生计,苏州纱缎一时风波不断。纱缎业内因此出现分化,一部分庄号迎合时代转向铁机丝织业,一部分庄号坚守陈规,纱缎业务缩减,有的即告关闭停业。

民国之后铁机丝织厂的出现,标志着一种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将逐步取代传统纱缎庄帐房的地位。随着越来越多的纱缎庄舍弃传统经营方式转而购机建厂纱缎帐房阵容日渐缩小,实力日渐薄弱,在绸缎生产总量和总值中所占比重亦日渐下跌,铁机缎畅销,木机织缎有一落千丈之势”。20世纪30年代,有人曾将晚清和民初苏州丝织业的情况加以比较:从前城东一带,几乎全为丝织之区,其全年生产约为2.4万匹,其平均总值约为960万元,以此数额,是何等光荣,降至今日,恐不及十分之一罢。幸而新的企业,铁机、电机,起而相代。可见此处所指十分之一的产量,系就木机产量而言,而木机正是纱缎庄业的主要生产工具。铁机丝织厂的出现,不仅导致木机织缎一落千丈,而且表明,随着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社会心理、习俗时尚的递嬗衍化,旧式行庄制经营已经过时,代之以新的生产经营形式—工厂制。

不过,苏州纱缎业帐房经营方式仍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保持着木机业与铁机业并存的形态。民国7年(1918),苏州年产纱缎10.7万匹,其中外销7.8万匹,纱缎出口量仍居国内之首。民国91920后,纱缎庄业的纱类丝织品被朝鲜列入奢侈品类,提高进口税率,至民国131924销往朝鲜的纱类丝织品遂告绝迹。纱缎庄产品自断绝了京城差货和外销后,只能在国内销售。而纱缎业的产品更新能力比不过铁机丝织业,导致纱缎庄织机逐年减少。自此,纱缎庄业从原来雄居苏州丝织业200多年的主体地位,退居到次要地位。

据档案史料载,苏州纱缎庄在民国2年(1913)有54户,7241人;民国7191839户,织机2032台,6931人;民国22年(1933)有89户;民国26年(1937)苏州沦陷,纱缎庄跌至38户;民国34年(19451月,纱缎庄仅剩25户,开动机台165台,为民国初年的百分之四。抗战胜利后,纱缎庄陆续复业,开动机台300余台。1948年为34户,开动木机(包括手拉机)317台。1949536户,开动机台323台。

在苏州纱缎业内,绒机业甚为有名。清初,漳绒从漳州传入苏州,经改进为苏州之特产漳缎,深得康熙赞赏,令苏州织造局发银督造,专供朝廷。向民间派造后绒机户逐年增加。至鸦片战争前,清廷皇室贵族及文武百官的外衣长袍马褂,所用漳缎大都由苏州织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批标明由苏州绒机户所织造的漳绒匹料与衣物。鸦片战争后,法国巴黎仿造的机制丝绒织物大量涌入我国,致使苏州的漳绒、漳缎产量下降,至光绪末年(1908)绒机业尚有木机700-800台。民国7年(1918)绒机业计83户,木机385台。绒机业中的大户均参加纱缎业同业公会,成立绒机组,而多数属现卖机户。据调查,民国25年(1936)有个体漳绒户150户,开动木机650台,职工740人。民国16年(1927)起,苏州绒机业开始生产金线绒、立绒等人造丝的丝绒。民国26年(1937)后,蒙藏交通阻塞,苏州绒机业的漳缎品种绝迹。民国32年(1943)绒机业低落时,绒机户仅40户,机台310台。民国36年(1947)成立吴县漳绒工业同业公会,时有会员56户,开动绒机300台。民国37年(1948)漳绒业有工商户85户,独立劳动65户,开动绒机仍为300台。

 近代官府织造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苏州,总织局、织染局全毁。后织局只能雇民机与民匠织办。太平天国后,总织局移建至今南石子街10号大儒小学范围内,织机200余台,产品仍限于“上贡”与“官用”。另有五爱巷10号一处,据考证为当年织造工场中尚属完整的遗存。从清状元洪钧在同治癸酉年(1873)的题字推算,此建筑可能是太平天国败走苏州后,清廷或重选局址所建,或为原址的修复。从同治开始,苏州官府织造的经费,主要由直接兼管的浒墅关税务供给,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 苏州总织局停织。至此,历时261年的苏州清代官府织造,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丰富详实的有关清代苏州官府织造的档案史料和极其精美典雅的绸缎实物。

自宋至清的历代苏州官府织造,对于推动苏州以丝绸、苏绣为代表的民间手工业的提升、发展,进而形成苏州特有的手工产业文化,丰满文化苏州的形象,弘扬苏州的知名度,其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辛亥革命,苏州清代官府织造告退,而民国官办的丝织工场不久就登场。民国元年(1912),江苏省行政公署在阊门内下塘清代宝苏局原址内,筹设江苏省立第二工场,职工200余人。工场在民国8年(1919)迁至胥门外枣市桥铜元局内。产品有改良江绸、提花丝光布等。此为民国期间苏州首家官办的丝织工场。然而在民国11年(1922)即告解散停办。

民国6年(1917),另一家官办的丝织工场--江苏省立丝织模范工场暨职工传习所在盘门内梅家桥创办,职工300余人,产品为铁机纱缎。但不满10年,于民国15年(1926)停业关闭。

铁机丝织

民国之后,苏州丝织业开始发生一场产业革命,即生产工具由传统木机到新式铁机再到电力织机的转变,经营方式由放料代织的散工制向购机设厂的工场、工厂制过渡。所谓新式铁机,系法国人于19世纪初发明的提花织机,在织造花纹图案时,不再需要有人在花楼上提拉丝线协助,而用穿孔卡片代替。这种织机尽管依然是一种依赖手工操作的丝织工具,但比起旧式木机,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这种织机的提花龙头为铁制,故苏州俗称铁机。而这场产业革命”起始的标志,是苏经纺织厂的开办。

民国3年(1914),苏州永兴泰文记纱缎庄经理谢守祥等5人发起,集资40股,每股股金二千元,共计资金八万元,建立苏经纺织厂。股东共27户,有王亦安、王介安、杭伯华、程伯钧、李灿若、马逢伯、俞莲生、夏穗生、徐杏生等纱缎庄主。谢守祥于民国元年(1912到上海通过日商小村洋行,购进日本武田式铁木手拉丝织机二台,并配有200针提花木龙头装置,同时派人前往学习制织技术,一年后始将铁木织机运回苏州,即按式仿制使用。这种铁木手拉机较之旧式木机大有改进,在提花机上配备木龙头,代替原来花楼木机上提花工人的操作,生产效益显著,很快就被普遍推广。民国111922苏经纺织厂又在苏州丝织业首先以引擎传动,试验改进铁木手拉机为电力织机,自行发电,开动电力织机24台,手拉铁机亦发展到300台,职工达600余人。民国171928),因经营失利,终告停业。谢守祥在苏州丝织业中开创设备与工艺技术革新之风,为苏州丝织业的机械化和近现

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苏经纺织厂的地址在齐门路大街(后为锦绣丝织厂、现为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苏州丝织业开始向近代工厂过渡,由手工木机改进为手拉铁木机,并进一步发展为电力织绸机,由放料雇织的纱缎庄业,改变为集中生产的丝织厂,都始于苏经纺织厂。

谢守祥(1878--1957字瑞山,原籍浙江绍兴南池乡,14岁到苏州在古市巷永兴泰纱缎庄帐房做学徒。光绪三十年(1904)被聘任为永兴泰文记纱缎庄经理,在纱缎行业崭露头角。谢守祥曾任苏州总商会第二任会董,是苏州近代丝织业创始人之一。

民国6年(1917),开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华纶福纱缎庄,改组振亚织物公司,亦是苏州近代丝织业之要事。振亚织物公司以“振兴东亚实业,发扬中华国光”为宗旨,由娄凤韶、陆季皋等人集资四万元,每股千元,股东11人,主要为原华纶福纱缎庄成员。公司选址于城东仓街通济桥南堍,自建房屋作为制造、发行之场所。振亚织物公司及之后的振亚丝织厂,始终为近现代苏州丝织业中规模最大的工厂。首任经理陆季皋(1884--1965),又名陆是福,原籍苏州,世家望族。光绪二十四年(1898)从李宏业禄记纱缎庄李文模为师习业,后任华纶福纱缎庄经理。陆季皋曾先后任苏州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常务委员、中华工业联合会吴县分会委员、吴县县商会税则研究委员、提倡国货委员、国货陈列馆馆长等职。振亚织物公司首任工务主任陶叔南,解放后曾任苏州市工商联和民建苏州市主任委员、苏州市副市长等职。

民国8年(1919),由上久坎和大成恒两家纱缎庄投资筹建的东吴绸厂在闾邱坊巷创办,创始人陶耕荪、管受之。该厂在苏州丝织业中,传统熟织物品种最多,历史亦最为长久。在东吴绸厂创办的同一时期,先后还有延龄冠记、记、程裕源、广丰、洽大等丝织厂开设。

民国3年(1914)苏经纺织厂开办,民国101921),苏州的一部分纱缎庄,开始向有一定规模的丝织工厂过渡,其间共创办铁机丝织工厂14家。

民国101921),由苏州成立最早的两家铁机丝织厂的老板谢守祥、陆是福发起,成立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与原有纱缎庄业同业公会同时并存,会址都在祥符寺巷云锦公所内。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先与云锦公所、后与纱缎庄业同业公会分庭抗礼,并逐渐发展成为苏州丝织业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家同业组织。铁机丝织业初建时有会员厂14户,共有铁木手拉机1000台以上。

民国141925),振亚织物公司亦改装电力机试制成功。织机改进的结果使产量大增,效果显著,于是各厂纷纷改机。从此苏州丝织业的主体,由手工业工场转入近代工业的道路。苏经纺织厂织机从100台增至300台,并新增电力机24台;振亚织物公司织机从20台增至200台,并新增电力机30台;延龄厂织机从40台增至74台,并新增电力机6台;东吴厂织机从20台增至64台。民国161927铁机丝织工厂达36家,工人3000多人。民国201931铁机丝织工厂达95家。民国241935铁机丝织工厂又增至131家,织机2883台,其中电力机1683,拉机和木机1200台,工人4536人,年产绸缎30.59万匹。

民国25年(1936),振亚织物公司通过陆续引进国外的络丝机、并丝机、捻丝机、摇纡机,以及扎制纹板的踏花机等,使丝织辅助工序也以机器代替传统的手工生产,该厂成为苏州丝织业中第一家完全机械化和近现代化的丝织工厂。

日军侵占苏州,铁机丝织业损失惨重,一年后才复业三分之一,但由于日伪控制全部蚕茧生丝,加之日军停供日电,致使苏州铁机丝织业的生产困难重重。民国34年(19452月竟停止工业用电,铁机丝织业被迫全部停业。

抗战胜利后,政局动荡,市场萧条,铁机丝织业艰难度日,至苏州解放前夕,铁机丝织业开业99户,仅开动机台660台。

现卖机户

在苏州丝织业中,还有至少在明代就大量存在“现卖机户”。“现卖机户”为一家一户,以自己所织产品在市场出售。清代以前“现卖机户”要经过“纱缎经纪”牙行之手,付给佣金;民国时期则大多委托“掮客”之手,售给绸缎庄或纱缎庄。“现卖机户”散处在苏州城东北的小街小巷,但在整个苏州丝织业中所占比重很小。民国7年(19188月,瑞兴泰等80余户“现卖机户”,联合发起组织文锦公所(玄妙观机房殿内),参加同业的有103户,多为资力薄弱的小户。抗战爆发后,文锦公所就湮没无闻。

主要绸缎品种

苏州近代丝织业的绸缎品种在清末的70余年间,主要延袭清代早期或中后期的各类传统织物辛亥革命之后,为顺应市场,大量古代的传统产品,或有所继承,或有所改良,或有所丢弃,并新创出一批为市场所接受的绸缎产品。

在光绪二十年(1894)之前,主要生产民间服饰所用绸缎,如仿宁绸、素罗缎、织花罗缎、高丽缎、高丽纱等。民国建立之前的绸缎主要有花素罗缎、漳缎、漳绒、陀罗经被、贡缎、实地纱、芝地纱、淮地纱等。

宣统三年(1911)仿造国外织出新品经丝缎、丝枪缎。民国元年(1912)王义丰纱缎庄首创丝棉交织丝呢(即花呢)。辛亥革命后除蒙古、西藏外,穿着漳缎官服已极少,故苏州不少机户遂改织全素漳绒。民国2年(1913)苏州在省内率先用人造丝(粘胶长丝)制造衣边和织带。当年57家纱缎庄的主要品种有花缎、花累缎、素累缎、独幅国旗、彩花被面等。

民国元年(1912)至10年(1921)间的主要绸缎品种有:西纱、局纱、摹本缎、拱花缎、塔夫绸、茧绸、缂丝、宋锦、丝呢等。其中振亚织物公司和东吴绸厂在创建初期的主要产品,分别为文华、中华、月华和物华绸,及东吴葛、塔夫绸、东吴绡等。

民国11年(1922)起,苏州丝织业正式采用人造丝作原料,与桑蚕丝交织,生产软缎、线绨等产品,织物品种逐步更新。振亚织物公司仿杭州生产出苏州第一只人造丝与生厂丝(厂丝即桑蚕丝)交织的产品巴黎缎。后来又将生厂丝经煎、炼、洗、晒等,染成黑色纬丝与生厂丝交织,炼染后成为闪色花襄绸,始产苏州的人造丝交织绸缎,并长期风行。苏州丝织业传统的先炼染、后熟织的习惯,亦从此改变为先制织、后炼染的生织方法。

民国11年(1922)至民国16年(1927)之间,苏州丝织业的主要绸缎品种有:织金织银实地纱、素纱、电光纱、月华西藏服、灯草缎、福儿锦缎、挖花缎、乔其绒、彩条塔夫绸、美术丝织肖像、丝织立轴等。

民国18年(1929)后,各种花色绸缎都开始在电力机上织造,如古香缎、织锦缎、花素塔夫绸、窗帘纱、挖花绢等复杂产品。民国20年(1931)前后,苏州又盛行厂丝和人丝交织的锦地绉等新产品。

民国21年(1932),东吴绸厂在国内首先用电力机织造塔夫绸获得成功。塔夫绸是一种平纹组织的熟织全真丝织物,属绸类织品中纬密最紧密的品种。苏州自民国8年(1919)从法国引进后开始用铁木手拉机生产。

民国25年(1936)苏州的93家绸厂、77户纱缎庄年产绸缎288千匹,主要品种有:塔夫绸、古香缎、织锦缎、乔其丝绒、毛葛、双管绡、博士呢、碧绉、锦地绉、软缎、中华缎等一百余种。

民国29年(1940),苏州师蚁丝织公司上海千里和记绸庄织制成国内第一幅《百子图》大富贵织锦被面,突破自古生产被面经纬全用真丝、花样概为“六花”的老框子,以人丝和真丝交织,花样则采用独幅的以中心图案为主体、四角衬对称的图案,使用2900针的提花机织制。

民国34年(1945)初,苏州丝织业97家绸厂、25户纱缎庄的主要产品有:大伟呢、格子毕绉、金玉缎、九霞缎、大富贵织锦被面、花素累缎、陀罗经被等等。

在清末和民国期间,为振兴实业,国内举办过多次物品劝业会、展览会等,苏州的绸缎产品每会都成为热点,每每总获奖牌。据已搜集到的史料,就有:

宣统二年(1910),国内三大名锦之一的苏州宋锦,在南京举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庞大的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上,被清政府农工商部授于优等奖牌。

民国10年(1921),在省第二次地方物品展览会上获一等奖的苏州绸缎产品有:金花中华缎(李宏兴禄寿号)、纯金绣罗缎(王义丰)、铁机纱、缎(丝织模范工场)、花彩联幛(经成)、景云铁机缎(杭恒富禄记)、条子缎(同泰怡)、丝枪缎(裕泰丰)、塔夫绸(李宏兴福号)、缎带花边(同裕顺)、各种纱、缎(振亚、耀华、苏经)、缎边(华经)。

民国13年(192410月,在省第三次地方物品展览会上获一等奖的苏州绸缎产品有:丝枪缎(同盛、振亚)、改良宋锦缎(陆万昌)、铁机缎(苏经)、各色时光闪缎(瑞兴泰)、青莲八闪丝枪缎(严德生)、宋锦缎(施和记)。

民国18年(1929),在浙江杭州西湖博览会上,苏州绸缎产品西贡绉(振亚)获特等奖。锦地绉(东吴)、实地纱(永昌隆)、和合缇(天孙)、素缎 (李永泰、程裕源)、 开源绚(开源)、鞋面缎(鲍佩记)严德记、织绵缎(鸿兴庆)、仿宋古锦(徐锦泉)、纯经缎(顺恭昌记)、素贡缎(德留祥)、方格纱(裕昌顺)、松鹤缎(上九坎)柳条缎(施和记)、素缎(鲍云珊)等获特优等奖。

另据史料记载,苏州近代的绸缎产品,还享有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奥林匹克盛会美誉的世界博览会有缘。1926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第16次世博会--费城建国150周年世界博览会上,振亚织物公司送展的振亚纱、文华缎、文华纱、华顿缎、巴黎缎、钻石缎、振亚绉、香妃绸、花襄绸等,一时誉满整个展会,获得这次世博会的最优等奖;在1937年的第19次世博会--巴黎艺术世界博览会上,苏州东吴绸厂送展的东吴绫、大伟呢、得富绸、多福呢4只产品大受欢迎。

201010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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